我们知道，唐玄宗可谓是在唐朝历史当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一方面，他力挽狂澜，匡复李唐宗室，更是励精图治，缔造大唐盛世，秉承着包容的心态，吸纳异族的同时，也将中华文化弘扬至全世界，可谓是一代“圣人”。然而在另一方面，唐玄宗也逃不过人性的倦怠，在一番英明之后也逐渐变得昏聩，安于享乐，不思进取，以至于繁盛的唐朝在天宝时期开始盛极而衰，藏匿着诸多的社会矛盾，只待最终的爆发。我们也知道，归根究底，唐玄宗即缔造了盛世，也一手摧毁了盛世，尽管这也并非是他自己的本意，可是世间无奈本就是如此。
安史之乱的爆发，无论结局如何，都已然说明了唐玄宗后期的统治之道是错误的，尽管在他自己看来，盛世已至，万民安宁，便不必去过多打扰，然而在很大程度上，这何不是他给予自己偷懒怠政的借口呢？所以我们也能够从《长恨歌》中看到“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表面看来这似乎是杨贵妃的锅，可是实际上这本就是唐玄宗无心理政所衍生出来的附属品，若是唐玄宗还是那个勤于政事的唐玄宗，又就算是“春宵苦短”也不必“君王不早朝”，这很明显只能够诘责于他自己了。
另外，在唐玄宗前期，任用贤相辅理国政，君臣共治方才缔造了如此盛世，并且，唐玄宗也明白久任而私的道理，所以他更换了许多的宰相，并且同一个任期琢磨每位宰相的品性操守，以便保持各方面的平衡，可以说，在开元时期，唐玄宗是深谙用人之道的。然而，从李林甫开始，再到后来的杨国忠，唐玄宗皆一反常态，以至于李林甫能够任宰相十九年之久，要知道在这十九年里，位高权重的宰相也不免会动一些其他的心思，而唐朝的政治局势，也因此从往日的良性循环一下陷入恶性循环当中，难以自拔。这也为后来的安史之乱埋伏了一个炸药包，直到后来的爆发。
恰如《伏尔泰语录》中所说，“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觉得自己有责任”，在安史之乱爆发之时，杨国忠并不以为然，而唐玄宗亦如是。我们曾经介绍过安史之乱的责任归属，很明显唐玄宗理应为主要责任，而李林甫、杨国忠等人同样有着莫大的关系。不过，在安禄山选择造反之时，李林甫已然过世已久，所以，我们只能说，安禄山的造反很大程度上也和唐玄宗与杨国忠有关，但是其中最大的因素，还在于安禄山自己对于权力的野心。可是颇为吊诡的是，在安禄山叛唐之后，唐玄宗不仅未能够反思自己的过去，反而其所作出的一些行为决策恰是将大唐盛世推向了最终的尽头。唐廷与安禄山的实力对比
不可否认，安禄山确实有着动摇大唐的资本，而这些资本皆为唐玄宗所给，然而我们也不能够就此认为曾经宾服四海的唐朝就是如此的不堪一击了。事实上，当时能够同安禄山与之对抗的大唐名将还是有的。比如安西节度使封常清，右金吾大将军高仙芝，以及久经沙场的老将军哥舒翰。很明显，这三个将军皆有着丰富的战事经历，甚至在安禄山反唐之初，封常清还说“计日取逆胡之首献阙下”，可见其也是极富自信心的。不过信心归信心，接下来的现实也呼呼给了封常清一大巴掌，让他迅速的认清了当下。
当时，安禄山兼任三镇节度使，并且还有部分区域的人事任免权，可谓是兵强马壮，光参战部队就有十五万之多，更何况这次造反本就是已经蓄谋已久，在各方面都做好了充足的准备的。另外，因为在唐玄宗时期已经将府兵制改为了募兵制，并且还将主要的军队派到了边境，这就造成了外强中干的局势，也就是说，军队实际上都掌握在各方节度使手中，而京城所留部队少之又少，更何况承平日久，战斗力也早已远远逊色于边境部队。如此看来，在兵源、兵力的问题上，唐军与安禄山军队的实力相差的并非是一星半点。
然而，我们也知道，决定战争胜利的关键并非仅仅在于兵力，否则历史上也不会有着如此多以少胜多的案例。事实上，当时的安禄山反唐，是应该被定义为叛变造反的，因为唐朝的正统性仍然还在，民心所向的仍然是曾经缔造盛世的唐廷。并且，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当时安禄山军队中能够打的将领实际上并没有多少，而反观唐廷，除了高仙芝、封常清、哥舒翰等名将之外，更有这郭子仪、李光弼等后起之秀，他们同样拥护唐朝正统，并且在安禄山大后方，同样有着如颜真卿等义军加入战斗，将安禄山缠得焦头烂额。同时，挡在长安之前的，还有着潼关这道易守难攻的天险…如此看来，唐军还是有着不小的优势的。然而，尽管有着诸多的有利因素，可是我们也很清楚安史之乱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安禄山的军队还是突破了潼关，打进了长安城，致使唐玄宗等人不得不弃城入蜀。
既然双方实力比较平衡，那为何唐军就守不住长安城了呢？唐玄宗的所作所为
在安禄山反叛的事情传入至长安之后，唐玄宗不以为然，因为他还在等待着确切的消息，毕竟他也不愿意相信，自己所宠信的将军竟然会行反叛之事，不过他最终还是得接受宠臣倒戈的现实。不过，恰如我们之前所分析的，尽管安禄山兵多但是唐玄宗却将广，也正是明白这一点，所以唐玄宗在心凉之外并没有太多惊慌，还是兵来将挡，让封常青、高仙芝去募兵抗敌，并且对他们二人满怀期待，毕竟他们也是身经百战的老将了。然而，就在二人合力于潼关抗敌之际，唐玄宗却来了一次“不过脑子”的行为。
当时，虽然高仙芝、封常清因为兵力悬殊问题不能够主动出击，但是却利于防守，将敌人阻击于潼关之外，准备以空间换时间。可是，恰在这个时候，唐玄宗听信了监军边令城的诬告，认为“常清以贼摇众，而仙芝弃陕地数百里，又盗减军士粮赐”，于是愤意忽起，没怎么具体调查就下令斩杀高仙芝、封常清二人，而封常清也只能“仰天饮鸩，向日封章，即为尸谏之臣，死作圣朝之鬼”，先高仙芝一步而去，而后高仙芝也随之自尽于军前。于此，唐军的两位最高抗敌将领，也算得上是未能死于敌手，却先死于内耗。
在高仙芝、封常清之后，唐玄宗让哥舒翰接了班，虽然这个时候的哥舒翰年已老迈，但是国之危矣，君王有令，哥舒翰也只能走马上任，来到抗敌前线。不过，哥舒翰也是明白双方局势的，再加上自己行动不便，所以也深知为今之计，只有固守潼关，别无他法。所以哥舒翰同样安守于潼关之内，任由敌军阵前叫嚣。当时，虽然安禄山的军队已经打到了潼关之前，但是却是后方不稳，各地义军皆拥护大唐，与安禄山展开游击战，令安禄山也叫苦不迭。若是如此，不必多久，安禄山只能由攻转守，胜利的天平也必将朝唐军所倾斜，然而，现实却是如此的差强人意。
本来按照哥舒翰的计划，只要固守住潼关，必将守得云开见月明，这本就是一个明智之举。然而，这个时候，问题又出现了。当时，在潼关之外有着部分敌军的活动，并且数量并不多，依照关内唐军的实力，是能够吃得下的。然而，哥舒翰却明白，这很可能就是敌人的诱敌之计，只有关门洞开，敌军方有机会入关。然而事情传到唐玄宗这，却认为哥舒翰是畏狼怕虎、消极避战，当然，哥舒翰也解释过自己的看法，明言此必敌军诱敌之计，莫要上当，而唐玄宗也有些犹豫了。恰是这个时候，杨国忠添了一把火，认为应该让哥舒翰出兵，既然杨国忠都那样说，唐玄宗也就让哥舒翰出兵应敌，而哥舒翰君命难违，也只能离开潼关，偏向虎山行。
果不其然，哥舒翰率军离开潼关之后，确实是遭到了敌军的埋伏，导致唐军伤亡惨重，最后彻底的丢守了潼关。虽说这次战事也有着诸多的细节有待商榷与议论，但是最大的事实就是潼关失守，安禄山军队长驱直入，长安城就这样摆在了敌军的眼前。如此看来，安禄山能够成功突破潼关的最大因素并非是自己兵粮充足，而在于唐廷内部的内耗。虽然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唐玄宗在遭遇背叛后猜忌更甚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问题是唐玄宗不辨忠奸，不分青红皂白便临敌杀将，这恰是为君、为帅的所忌之处，而唐玄宗也应该为自己的行为付出相应的代价。
